高欢之所以纠结起义和暴乱哪一种说法更符合历史真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深度怀疑史学家或者业余史学爱好者解读历史伟人的高度和能力。
比如对始皇帝的解读，他们有那个高度和深度吗？
惠子曾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这句话可以简单化理解为：你不是鱼，岂能知道鱼的快乐呢？
延展开可以理解为，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揣度或指导或想当然的以为自己站在正确的一方。进一步嫁接，可以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联系在一起，当作为人处世，处理人际关系的座右铭。
涉及到官场或职场，甚至可以借鉴为：不要简单理解主官的决定合不合理，正不正确，而要把控主官做出这个看上去明显不合理，或者非常合理的决定的思维逻辑。因为你不是他，你不可能真正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从短期看，也许你的观点是对的。但放到一个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也许因为你格局不够，或者没有设身处地的原因，限制了你的眼光和高度也不一定。不是吗？
史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军事家相比，看待事物的标准和角度很多情况下是背道而驰的。当事人和旁观者同样如此。感受不同，决定就不尽相同，结果自然大相径庭。西汉早期有位政治评论家名叫贾谊，他的一篇《过秦论》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其中的中篇有这样一段评论：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秦王怀着贪婪卑鄙之心，只想施展他个人的智慧，不信任功臣，不亲近士民，抛弃仁政王道，树立个人权威，禁除诗书古籍，实行严刑酷法，把诡诈权势放在前头，把仁德信义丢在后头，把残暴苛虐作为治理天下的前提。实行兼并，要重视诡诈和实力；安定国家，要重视顺时权变：这就是说，夺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样的方法。秦经历了战国到统一天下，它的路线没有改，他的政令没有变，这是它夺天下和保天下所用的方法没有不同。秦王孤身无辅却拥有天下，所以他的灭亡很快就来到了。假使秦王能够考虑古代的情况，顺着商、周的道路来制定实行自己的政策，那么后代即使出现骄奢淫逸的君主，也不会有倾覆危亡的祸患。所以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建立了国家，名号卓著，功业长久。”
这话听上去颇有道理！但仔细想想，又觉得他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马后炮，或者是战后总结战场经验的参谋人员。嘴上说的叭叭的，实际与事实相去甚远。纸上谈兵那货叫什么来着？
生活当中人们也习惯于说一句：如果我是他，一定会如何如何。你若有这种想法，那你一辈子只能活在假设中。因为从来没有一个靠假设别人的作为，比照自己想法的人能够成功。比如被历代文化人诟病的“焚书坑儒”，真的错了吗？
秦始皇为什么要将自己花大价钱请回来的“一众饱学之士”坑杀了呢？除非他是疯子！或者他意识到了某种针对大秦帝国的巨大威胁而采取的断然措施。
如果他疯了便不做讨论，神经分裂连现代法律都免于惩戒。说说他何以在清醒状态下干这种既不讨好，又不能泄愤的蠢事呢？
公元前213年和214年，秦皇下令焚毁书籍，坑杀犯禁四百六十余人。这两件事不是同一年发生的，前因后果《史记》里都有。再说，本身也没烧多少书，真正有用的书籍都流传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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