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理想的社会结构当中，中产阶层的人越多，国家就越稳定，国民的幸福指数也越高。
还有一种说法，幸福的人群当中，中产家庭的人，幸福感最强烈。想来确实有一定道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平衡感，应该是这种幸福感的最好注脚。这种平衡感，是靠自我调节的。在人际比较中，既有些许的危机，又有从容的进步。或者说，是丰富的物质储备造就了这种从容；些许的危机意识让这部分人不至于从精神上腐败堕落，始终保持着不断进步。
生活中常有些经典俗语也佐证了这一观点，比如：当官当副的，吃菜吃素的。不骑马，不骑牛，骑头毛驴争上游。看似消极的自我安慰，自我平衡，实则是安全长盛的生存之道。一把手权力大，吃得多，占得多，同时也操心多，责任大！骑马太快，骑牛太慢，骑一头不快不慢的毛驴争上游，既有追逐的目标，又不落人后，名誉实惠两相得，何尝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乐极生悲，至阳转阴的事情常常发生，所以说，中国古人或先贤们总结出的中庸之道确实很有其道理。事实上，漫长的人类历史当中，真正存活下来的大多数，正是中产阶层和做人做事秉承中庸之人。特别是遇到社会动荡，豪富阶层的结局往往悲惨，赤贫阶层的结局更是凄凉，而中产阶层总是会成为被争取、拉拢、团结、利用的对象。正因为如此，中产阶层的生存几率才能最大化。其中，那些坚持“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人们，即使人生事业失败，也不至于走上绝路。
由此可以推论出，危机意识最浓烈者，其实是贫富两个极端的人。富人的危机意识来自担心财富的再分配。因为再分配的方式不一定完全取决于富人本身，分配过程很多情况下是革命性质的。比如被公权力强行分化，被流氓无产者讹诈抢劫勒索。或者造成子孙内部的构陷侵吞，或者引来诸多的无端仇视。总之，丰富的物质基础给予他们的安全感，会因为精神上的压力而淡化。
穷人的危机感大多一样。生存作为的事，靠违反军纪达到目的，实在有些不智。
另外，从胡斯楞的叙述中得知，老长官之所以丢下这么一个烂摊子不管不顾，好像是冲着新幢主高欢去的。三幢虽然驻扎在远离怀朔的支就城，但也不是一点消息不通。据库斯楞说，前几天军令刚刚下达到幢里的时候，叔孙幢主起先还得意洋洋。但听传令兵说，接替他幢主之位的是函使高欢，而且是任职二幢幢主兼领三幢，叔孙幢主当时就气得摔了茶杯。这一连串的麻烦，估计也是因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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