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像是在问我，又像是自言自语。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笑道：“其实这事你和严伯伯早就做过了。征文活动不就是吗？”
老爸一拍脑袋，也笑了。
只要是在体制内，怎么搅和都出不了大问题。
对于县酒厂，我其实挺有想法的。照后世的做法，我可以成立一家专门的“空壳”公司，光经营一个品牌和销售渠道，将生产那块全部割离出去。也就是说品牌是我的，销售渠道和资金渠道都是由我来掌控，酒厂只管加工生产就成了。后世许多着名的品牌都没有自己的工厂，在白酒行业更是屡见不鲜。这么做的好处就是将费力不讨好，烦人又累人的生产管理完全撇开，大头自己拿，手指缝里漏出点蝇头小利给人家去抢。
后来想想还是算了，这么做不厚道，有点仗着自己先知先觉的优势趁火打劫的味道。再说我年纪太小，搞得过分张扬，怕是会成为众矢之的。虽说眼下还没有禁止领导干部子女经商的政策出台，总是留着隐患。为了赚钱影响了老爸的仕途，绝对的得不偿失。还是憋着气在柳家山搞工厂靠得住些，这叫“闷声大发财”。
接下来的十几年里，政策变化，社会变迁，可以说遍地都是机会，遍地都是黄金，若在这样有利的时代大潮下都赚不到票子，还做什么穿越者，直接投河自杀得了。
酒厂的困局看见了解决的曙光，老爸心情立马好转，笑呵呵地问道：“小俊啊，刚才看的什么书？”
“《傲慢与偏见》，英语书。”
“呵呵，这周先生去省城了，你学习上再遇到难题，向谁请教啊？”
一说起我的学习，老妈的神思马上从电视上拉回来，目光烁烁地盯住了我。
我立即警惕起来，怎么，你们两位又想打主意将我赶回教室里去？嘿嘿，这个事情人民群众是坚决不答应的。
“晋才，我看啊，周先生不在了，小俊还是该回学校去读书……”
糟糕糟糕，给老妈抢了先机。
“不行！”
我立即将头摇得跟拨郎鼓似的。这个小学课堂实在太“炼狱”了，必须誓死抗争。
老妈眼睛一瞪：“为什么不行？小孩子就该上学！”
为什么老妈在见识了我多次的“天才”表现之后，仍然坚持要我去上学？不懂！大约只能归结为惯性思维——小孩子就该上学！
“妈，我看明年我上初中好了。这个小学，实在没啥上头。”
这点老妈倒不怀疑。她不是不接受我的“天才”，只是不能接受我小小年纪在外边晃荡。
这就是我的缓兵之计。先捱过这一阵再说，很快就是暑假了。至于上了初中，再又另想办法。谁也不是诸葛亮，在隆中当农民的时候就能想到几十年后天下三分的格局（诸葛亮不会是穿越的吧，存疑）。咱就一凡人，走一步算一步。
“也行。”
老妈点头允可，又盯着电视机了。
老爸冲我促狭地一笑。我搔了搔头，怎么老爸也沾上了严玉成的毛病，看见我吃瘪就开心不已呢？是不是我真的表现得太出位，以至于让自己老子也瞧不顺眼啦？
今后得小心些。
早稻收割之前，老爸主持召开了全县的农业工作会议。县直单位有关部门和全县区、公社的一把手悉数参加，甚至还有几个大队的负责人，其中包括柳家山大队的支书柳晋文。
会议的主要议题只有一个，就是在全县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成立各种作业组。
自打我偷偷在柳家山放了一把火，又“勾结”小舅去鼓动红旗公社的其他大队干部搞联产承包，短时间内，红旗公社便掀起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热潮。一不小心，红旗公社党委书记张木林就发现自己治下的二十一个大队居然将集体家当分了个一干二净，搞起了“单干”。
张木林顿时吓得不轻，以他多年革命工作的经验可以很明白地判断出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路线问题”。自打严玉成将柳晋才拉进红旗公社的领导班子，红旗公社这几年就一直未曾消停过，各种“事件”层出不穷，将他张木林这个老实人陷在其中，苦不堪言。好不容易严玉成和柳晋才都高升了，他张木林也按部就班当上了公社党委书记，这才过了几天踏实日子？一夜之间就变了天，红旗公社“走资本主义道路”了。这……这可是要命的大问题啊！
张木林不敢怠慢，一边马不停蹄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去做劝阻工作，一边急忙向台山区委区革委做了紧急汇报。台山区亦不敢怠慢，急急忙忙向县委县革委汇报。
事情汇报到县委县革委，便没了下文。这么大的问题，大约严书记和柳主任也要好好考虑一下吧？然而形势不等人，就在县委县革委考虑的当口，全县许多大队闻风而动，纷纷“分家单干”。等到老爸终于召开这个农业工作会议的时候，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如燎原之火般迅速在向阳县全境蔓延开来。
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一次大辩论，在老爸“畅所欲言、言者无罪”的鼓励之下，与会干部们纷纷发表意见。基本上，一些已经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公社，其负责人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都表示支持——不支持又待如何？人家都已经干上了。张木林虽然没表态支持，至少也没反对。这个时候提出反对，不等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承认自己掌控不了局面？而暂时还是维持集体生产的公社，负责人大都持反对意见。
至于区一级的领导人，绝大部分表现沉稳，不轻易表态。
这种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也确实不好表态啊。
只有石马区新任区委书记李勇，明确表态支持搞责任制。李勇是以前郑兴云线上的干将，徐国昌因为“剽窃事件”倒台之后，李勇顺势上位，成了石马区的一把手。这个人年岁和老爸大致相当，身上有股子干劲，勇于任事，严玉成和老爸都还对他比较满意。
会议争争吵吵开了两三个小时，主持会议的老爸一直正襟危坐，偶尔端起茶杯喝上一口，不怎么说话。只有当下面的干部唇枪舌剑太过火的时候，才轻轻敲一敲桌子，提醒他们注意场合。柳主任如此态度，与会的其他几位副主任，包括马智宽和蒋立群，也都自觉选择了沉默。
眼见得时间差不多了，老爸看了看表，咳嗽一声，刚才还热闹非凡的大会议室立即安静下来，几十双眼睛一齐望向主席台上的柳主任。
想来对这个问题，县里应该已经有了决定吧？大伙都紧张地等待柳主任的最终“裁决”。
谁知老爸只是简简单单说了几句话，主要提了提夏收之后公粮征购的问题，要求各公社的公粮征购任务一定要如期按量完成，就宣布散会，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事情一句不提。
这些基层的头头脑脑们顿时就有些傻眼，柳主任这到底是啥意思嘛？这个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底让搞还是不让搞呢？也没一句话啊！
呆了一阵，一些脑袋转得快的就露出会心的微笑，似乎是领会了领导的意图，部分比较老实的，却是眉头紧蹙，连连摇头，望着走出会议室的柳主任的背影，茫然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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