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常洵闻左良玉言，面露喜色，然此刻已陷两难之境，进退维谷，视左良玉为救命之舟。 左良玉洞悉此心，其智谋远在朱常洵之上，目标清晰，策略在胸。 “殿下，暴君有恃无恐，料定藩王为利而散，民心所系，不敢妄动。” 左良玉语带深沉，如拨云见日。 朱常洵侧耳倾听，颔首示意，其状若昔日笼络周、沈、郑王之景再现，鲁王亦携手衡、德，秦王、蜀王遥相呼应，皆欲问鼎中原。 然龙椅仅一，无论坦诚或暗斗，此点心知肚明，无可回避。 初时误判朝廷，以为离心离德，先入者王，未料鲁王受挫，幻想破灭。 左良玉献策：“殿下，民心可弃，先乱朝纲。 昔年流寇，基础薄弱，何以数年不灭？ 因其首领敢为敢当，劫掠则众附，生死之间，别无选择。” 他自诩洞悉流寇之道，欲效其法，与朝廷周旋。然朱常洵皱眉否决： “不妥，本王身为亲王，岂能行流寇之事？即便得位，亦难心安。” 更虑及史册留名，不愿遗臭后世，权力之巅，终究难舍身后之名。 “左将军，请言其二。” 朱常洵摆手止议，左良玉心中暗叹，大事不拘小节，生死关头，名节何足道哉。 然尊卑有序，不敢表露，续道：“其二，藩王须合纵连横，否则必被朝廷逐个击破。” 左良玉心中盘算，双管齐下，朝廷疲于奔命，方有转机。 然藩王离心，难于上青天，皆因利字当头，谁愿为他人做嫁衣？ 朱常洵沉吟，忧虑重重，左良玉静候其决。 终，朱常洵决意一试：“左将军之言有理，本王即书信各王，共商大计。” 左良玉知朱常洵意动，心中暗喜。他手握重兵，布局深远，进退自如，无论朱常洵如何抉择，他皆能应对自如。 “便依殿下之意，速书为要。” 朱常洵亦知时不我待，即刻命人取纸笔，挥毫而就。大明藩王虽多反心，然五路分庭抗礼，鲁、衡、德势弱，然局势变幻，谁主沉浮，尚待揭晓。 朱常洵麾下，周、沈、郑三亲王鼎力加盟，犹如三足鼎立，稳固如山，加之筹码丰厚，三王几欲倾其所有。 郡王之众，逾三十有余，且日增月盛，兵力迅速膨胀，破四万之众，于诸起事军中，堪称巨擘。 然强者环伺，赵、晋、代王联军势均鲁王，西北秦王麾下韩、瑞、肃三王，兵力亦达四万，虎视眈眈。 而蜀王于川蜀之地，根深叶茂，财力封地，冠绝群王，麾下荣、岷、吉等王，虽亲王不众，郡王却多达八十余位，兵力骇人听闻，直逼八万之众。 然蜀道艰难，远隔京城，初时未入朱常洵之眼，今若联袂而来，令其心生苦涩，如鲠在喉。 楚王、庆王等诸王，或结盟或独立，暂且不表。 朱常洵本占近京之利，今却需候诸王齐聚，蜀王兵力更几倍于己，胜算难料，令其心生悔意，悔不当初安享福王之尊，何必涉此险境，夜不能寐，如临深渊。 朱常洵深知，同怀此念之王侯定不在少数，若早知朝廷布此大局，或无人愿蹈此覆辙。 衍圣公与暴君之谋，令人切齿，若非其步步紧逼，何以至此？ 然时局紧迫，朱常洵无暇他顾，唯求速破困局。 书信三封，分致秦王、赵王、蜀王，意在结盟。 楚王等辈，不足为虑，待此三王归心，余者自当依附。 左良玉阅信无碍，即遣亲信传书。 左良玉料定，除己军外，赵、唐二王距京最近，秦王次之，蜀王最远，月底或能至京畿。 朱常洵虑及安危，欲后撤驻城，左良玉献策以酒肉慰军心，言待援乃为壮大声势，士气无虞。 兵士多为逐食而来，酒肉之下，何愁不勇？ 崇祯帝自灭鲁王后，深居简出，内阁重臣轮番监视，奏疏如山，皆琐事尔。 帝心知肚明，此皆试探之举。帝欲再出奇兵，然温体仁等苦劝，以天下苍生为重，帝终作罢。 京城防务森严，八万将士枕戈待旦，火炮齐备，粮草充足。 崇祯帝渴望一见万炮齐发之壮观，誓守天下第一坚城，静候藩王来犯，以证大明之威。 正此时，司礼监掌印、东厂厂督王承恩携急奏而至，山陕总督孙传庭、关宁锦总督卢象升之报，令局势再生波澜…… 东厂、外务府与通政司，消息网罗虽广，然论迅捷无匹，唯锦衣卫独步天下，其衙门高墙深院，唯崇祯帝一人之耳目。 非遇十万火急，孙传庭、卢象升二位重臣，不轻启锦衣卫之秘径，崇祯帝深谙此道。 龙案之上，木匣轻启，两疏并列，孙疏暂置一旁，卢疏先启。卢象升之奏，字字泣血，言建虏皇太极率八旗精锐，趁我藩乱粮匮之际，大举犯边，锦州城危在旦夕。 然卢公壮志凌云，誓守疆土，并拟亲率天雄军出关迎敌，同时密令孙传庭加强戒备。 崇祯览毕，信交王承恩，二人眉头同蹙，皆知此祸与福王脱不了干系。 “建虏此举，必因福王之祸，其罪当诛！” 王承恩愤然言之。 崇祯帝虽心狠手辣之名在外，然实则不然，屡给逆臣改过之机，无奈皆冥顽不灵，方有今日之局。 “宗室之患，非除不可，然朕非无情之人，若其能助朕新政，共克时艰，朕亦不愿行此决绝之举。” 崇祯帝叹道。 其意在于，欲以海外拓殖、外派忠藩之策，化宗室为臂助，奈何众藩不识时务，反生叛乱之心。 王承恩忧道：“卢公欲出关野战，恐非万全之策。 我大明自萨尔浒、浑河之败，野战之勇已失，边军多龟缩城内，以求自保。” 崇祯帝笑而不语，心中早有计较。 锦衣卫早已洞悉建虏动向，卢象升此举，实为试探与布局，非草率行事。 “卢卿非愚钝之人，通政司之奏，自当另有一番说辞。” 崇祯帝一语道破玄机。 卢象升深知朝堂复杂，此密信专为崇祯帝而书，意在请命出征，兼以便宜行事之权，免遭朝臣非议。 随后，崇祯帝启孙传庭之疏，果如所料，秦王谋反之事跃然纸上。 一场风雨欲来的前奏，已在紫禁城内悄然响起。 遵崇祯圣谕，秦王兵马甫离西安，即遭孙传庭五万雄师雷霆围困，此等部署，实属迫不得已，旨在确保秦兵不越陕西雷池一步。 陕西之地，鼠疫肆虐，如野火燎原，锦衣卫与东厂精锐尽出，共筑铜墙铁壁于边陲，然大军压境，防线亦显岌岌可危。 秦王麾下万余将士，已染鼠疫之祸，孙传庭深知其毒，故灭敌之后，立命焚火葬尸，万烬齐燃，蔚为壮观，十里之外，竟有奇异之香弥漫，引人遐想。 有趣的是，秦王曾以重金十六万两相诱，欲借孙传庭之手，暗渡陈仓。 然孙传庭非愚钝之徒，深知藩王联手谋反乃异想天开，朝廷之病入膏肓，实乃表象，故应允秦王之请，实乃权宜之计。 秦王自信满满，以为金钱可开鬼门关，殊不知孙传庭心如铁石，终致其败局已定。 崇祯帝轻描淡写，一语定乾坤：“传旨孙传庭，言秦王染疫暴毙。” 自古以来，俘虏敌酋，以显君威，然手足相残，实非光彩之事，崇祯帝避之不及。 “再告孙传庭，遣偏师定平凉、甘肃，韩、肃二王若识时务，可纳降；然孙传庭务必固守宣府、大同，以防建虏窥伺。” 崇祯帝深谋远虑，忧建虏转攻宣大，故有此令。 韩、肃二王，地处偏隅，进退维谷，秦王既殁，群龙无首，兵力单薄，起事消息已沸沸扬扬，欲罢不能，其尴尬境地，可见一斑。 锦州城下，初冬严寒，雪覆大地，银装素裹。 守城将士，虽面寒霜，心却炽热，温饱之余，更有姜汤暖身，士气高昂。 然警报突至，敌影隐现于风雪之中，边关风云再起，一场激战，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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