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组织召开了公馆中层以上领导会议，他在会上说：“大家的知道，前些日子的我回国参加了首相平沼骐一郎与汪季新的会谈。这次会谈的虽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果，但是汪先生要价太高肯定是不现实的，这一点他们的也是清楚的。所以平沼骐一郎首相的要求我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佐藤公馆的等拿出《日华关系调整纲要》的框架，然后的进行讨论。我今天的组织大家开会，就是要在公馆的组织撰写《日华系调整纲要》以及配套文件的初稿的问题。我想这件事的还是由云子副主任和坂本科长的来实施的好。” </p>
曾达志听到这里在心中暗忖：这老鬼子，关键时刻还是倚重日本人啊，中国有句俗话叫亲不亲一家人，看来一点都不假。 </p>
“我们的知道，大日本皇军的在中国军人的‘挑衅’下进军中国，目前的已经占领绝大多数肥沃的土地。这些的都是日本军人的用鲜血换来的，我们的文件起草一定要体现出这一点。”佐藤接着说，“我们的要借鉴‘满洲国’的做法，在条约中的代表日本人的利益。大家的知道，目前的汪季新的住在东海，他的急于还都姑苏，急于的问鼎，但是他急他的我们的不急。只要他的满足了我们的要求，什么的都好办。” </p>
其时，投敌后的汪逆急于建立伪政权，而日本人却不希望因此影响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招降，这就使得蒋公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有机会假借日本主动发起的和谈，拖延汪伪政权的成立，并使日本人迟迟不肯在外交上承认汪伪政权。 </p>
对于重庆方面的意图，周法海看得极为清楚，称重庆方面的一切和谈都是在向日本施展阴谋，意在瓦解姑苏政府的“破坏”活动。事实如其所料，谈判毫无进展。 </p>
到了10月，佐藤公馆的初稿终于成型，内容包括了日本对中国的一切都有控制权等内容，上报大本营后竟然得到高度认可。佐藤在大本营的地位一下子上升了许多。 </p>
1939年11月，日本人和汪逆集团之间依照佐藤公馆所提初稿进行谈判，汪季新看了初稿后对日方的贪得无厌感到十分震惊，他提醒日本注意，所提条件“似与近卫3次声明宗旨有相当差异”，汪逆阵营一些人为此也痛感失望，直说这哪是什么“和平协议”，简直无异于“卖身协议”。就连日本方面也有人觉得条件太严过苛，违背了日华双方的“重光堂密约”，“超出了第三次近卫声明的精神”，“不过是**裸地暴露了**设想的要求而已”。 </p>
可是“上船容易下船难”。汪季新一伙既然已经上了贼船要想全身而退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们也没打算退下来。所以谈判虽然一度发生了的争辩，甚至中断。断断续续谈了两个多月，但日方只是在细节上稍有退让，汪逆在日本软硬兼施的威逼之下，被迫在“卖身契”似的密约上签了字。 </p>
汪季新以全盘接受日本的苛刻条件换取了日方对其组织汉奸政权的支持，日本依密约获得了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各种特权。由于条约太苛刻以致暴露了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双方约定对其内容“永不公布”。 </p>
可是你想永不公布行吗，无非是掩耳盗铃罢了。曾达志早就掌握了密约的大致内容，不过他要尽量获取密约的最终内容，也就是双方敲定的版本，而且最好由他们内部人员说出来，这样敌人百口莫辩，才能给敌人以致命的一击，而自身却不受任何伤害。 </p>
汪季新等人原本看不起在日本刺刀下建立起的临时政府、维新政府等汉奸组织，认为它们名声太臭而不愿与它们合作。然而，日本则坚持新“**政府”要包含所有新旧汉奸政权，并强迫汪逆立即开始与它们会商合并事宜。此后，汪季新在日军的安排下着手与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华中“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协商合作建立“**政府”事宜。王克敏等自恃投靠日本在先自然不肯轻易就范，他们同汪争“独立地位”和在未来政权中的职位。经过几番讨价还价，最后以“临时政府”改为独立性极大的“华北自治委员会”，对“维新政府”的要员委以高官才得以结束。新老汉奸终于同流合污。 </p>
当时汪季新还试图联络日本正在拉拢的吴佩孚，但两人对“中日和平”内涵的见解上很有差异，“立场不无稍异”，对未来新政权权位的分配也各有打算，吴佩孚对汪的人格也颇蔑视，表现较冷淡，甚至对汪不无戏弄，他在汪逆送去邀请参加伪政权的信上写道：“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出山入柙，无谋和之价值！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吴佩孚虽是失意军阀，但终于未落水当汉奸。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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