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越在经历了诸多对自身身份的思考以及对故乡澳门深深的眷恋与认同之后，开始深入探究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最根本的不同之处。这种探究仿佛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之旅，让他对两种伟大文化的内核有了更为深刻的洞察。
罗越常常坐在那欧洲风格的书房里，四周摆满了从欧洲各地收集来的关于历史、神话与文化的书籍，然而他的思绪却飘向了遥远的东方，飘向了那片孕育了他祖先的土地——中国。他想起了古老的传说，燧人氏钻木取火的故事。那是一个人类依靠自身智慧与毅力，战胜黑暗与寒冷的伟大壮举。在远古时代，人们面临着没有火种的困境，而中国人的祖先没有等待神灵的恩赐，也没有祈求外来的援助。他们凭借着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对材料的尝试与摸索，最终成功地钻木取火。这小小的火苗，不仅仅是光明与温暖的来源，更是中华民族自力更生、勇于探索精神的象征。这种精神贯穿了中国历史的长河，无论是在面对外敌入侵、自然灾害，还是在社会发展面临重重困难的时候，中国人总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一心，去克服困难。
他又联想到欧洲的神话故事，普罗米修斯从天神那里偷取火种送给人类。这一故事固然体现了普罗米修斯的勇敢与对人类的大爱，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反映出欧洲文化中一种对外部力量的依赖。在欧洲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种文化特征也有所体现。例如，在中世纪的欧洲，封建领主与教会势力强大，普通民众在面临困难时，往往需要向领主寻求庇护，向教会祈求救赎。他们更多地寄希望于外部的权威或者超自然的力量来解决自身的困境。
再看大洪水的传说。在全世界众多的神话里，当面临大洪水的灾难时，许多民族的故事都是围绕着造船避难展开的。人们试图通过建造一艘巨大的船，来躲避洪水的侵袭，等待洪水退去。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种逃避灾难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借助工具来避开困难的策略。然而，中国的大禹治水故事却截然不同。大禹没有选择逃避洪水，而是带领民众积极治水。他三过家门而不入，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深入了解洪水的规律，采用疏导的方法，将洪水引入大海。这种治水的过程不仅仅是对自然灾害的治理，更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彰显。中国人在面对困难时，不是逃避，而是直面挑战，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去改变现状。
罗越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文化精神差异在现实中的体现。他回顾中国的近代历史，那是一段饱经沧桑的岁月。列强的侵略、封建制度的腐朽，让中国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但是，中国人民没有屈服。从太平天国运动到义和团运动，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不断地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尽管过程充满艰辛，尽管遭受了无数次的失败，但中国人始终没有放弃，始终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总结经验，最终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内一穷二白的状况，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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