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叫时势造英雄，在那样的动荡和混乱的年代里，你如果只是一根筋，那恐怕是活不下去的。
人家武鼎昌这边，也非常清楚，你蒋介石不就是做做样子吗，平息一下民愤，我可不敢动人家孔祥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给上头交代。
于是孔祥熙的亲信，直接负责超控棉纱市场的关其鼎和盛升仪，二人就成了替罪羔羊，对不起，这事和我没关系，是他俩人干的，看见了没。
孔祥熙在这个时候，还是异常的嚣张，护短护的是非常厉害，至于我这俩亲信，也不能真让人给带走吧。
武鼎昌不敢轻易得罪孔祥熙，只好把关其鼎和盛升仪的案子移交给法院处理。
这武鼎昌倒是挺聪明，自己把这事给推开了，但是法院这头又想不出办法，按当时的时局，这事真的是烫手的山芋，落到谁手里都不好接着。
既然没办法，咱就不想了，干脆找中间人出来斡旋，找谁呢??想必大家一定听过一句话，有事请找杜老板。
这会杜月笙那是充分的发挥上海大流氓的优势，一方面是贿赂法院的人，一方面是找来几间规模很小的商号出面，将棉纱投机交易的事，划到这些人的名下，他们才真的成为了替罪羔羊，而且是召之即来，来之就能当替罪羊。
就这样，在几方人马都心知肚明的情况之下，投机棉纱的事，在法院走了个过场，最后算是彻查结束。
挑起这事的国民党内部的正学系和派，心里边叫一个不甘心，同时又找不出问罪的源头，又不能够轻易得罪杜月笙，只好就此罢手，孔祥熙就这样轻轻松松平安过关。
这件事之后，孔祥熙对杜月笙更加亲近了，谢谢月笙老弟，帮我度过了一个难关，感谢，感谢，非常感谢，以后有机会我带你一起装b一起飞。
当时的重庆作为陪都，虽然说抗战形式非常严峻，但是烟土生意却非常的火爆。
这边国民党内部，只管每天坐在办公室里，收缴高昂的烟土税，至于其他的，那就不管了。
当时的四川，有一批特殊的yapia
，怎么个特殊法呢，其实就是国民党征完税，之后又没收上来的烟土，这批东西就成了余货。
如果卖，那肯定能赚钱，但是如果让yapia
商们都知道了，那肯定是要有怨言的，因为就是从他们那里收过来的。
而在这段抗战的中期，杜月笙已经不在上海了，而是跑去了香岗避难，尽管在这个时候，他还和远在重庆的孔祥熙，合作着怎么赚大钱。
杜月笙人不在上海，那怎么个合作法呢，虽然他人不在上海，但他在上海的人脉关系还在，他和孔祥熙的代表，密谈过后，决定要赚取这笔钱，不过有个问题还摆在眼前，如何运输。
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打仗，查的那是特别严，至于这些个烟土怎么送出去，又是怎么个销售法，让杜月笙非常的懊恼。
后来经过商议，杜月笙和孔祥熙决定，交给军统的头子，戴笠，戴老板去负责。
军统的车，谁敢查，这批烟土就这样顺利的离开了重庆，运往广东韶关。
而杜月笙手下的人，则是从这军统特务里面提货，一部分的烟土运到上海去加工销售，其余的运往香岗来卖。
赴港的这段路程，杜月笙则是调用了赈灾委员会的汽车，把这大烟以救济品的名义，成功的运出了。
真应了一句话，只要思想不滑坡，困难总比办法多，啊，不对，应该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对于这些为了钱，不要命的人，那一定能想出办法来。
香岗这边，杜月笙和孔祥熙的第二个女儿，孔令宜，一起成立了一家公司，取名为港记公司，其中的顾家棠担任经理，孔令宜管财务。
而关于孔小姐，以后有机会，咱们会在小说中详细的介绍一下，那也是深得父亲的真传，做起生意来，那是相当的有手段。
杜月笙则扶着疏通各路关口，打点打点各方的人马，让烟土生意畅通无阻。
就这样，杜月笙，孔祥熙，戴笠，顾家棠，孔令宜，在抗战期间，那是大发国难财。
杜月笙高攀上了孔祥熙这位财神爷，自己确实也赚了不少的钱。
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历史的书本中，也给杜月笙留下了一个永远除不掉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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