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兰兰博士出生前几十年的世界历史,依然值得后世的人们不断地回味。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顾兰兰出生的这个国家管理者就认识到了很多未来问题。
这些诸多政策中,有许多对未来百年间人工智能将会对人类社会的极大影响。
根据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叙述,资本家或是人格化的资本总是希望单一社会劳动力可以帮助其转换更多的不变和可变资本,以此达到资本增殖的目的。
同时,在边际经济学派的论述中,一个工厂或是一个生产实体停止生产的尽头,往往是当同种或同类商品的边际成本无限趋向于总平均成本时。
而如果把这两者结合,再考虑进“可变资本”
或“可变成本”
中劳动力在科技与人工智能不断发展时,可能相对于几乎无限大的产量会趋向于零时,人类社会也许就会迎来又一次深刻的变革。
从十八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到二十一世纪初全球主要国家基本完成了从纯手个人劳作到分工化、机械化甚至智能化的升级后,保持庞大数量产业工人的必要性成为二十一世纪五十年代诸如i国、v国、n国、r国等后发工业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
所幸,顾兰兰出生的国家由于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有意地从政策层面限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使得2050年左右总人口为10亿人左右的该国相对从容,可以不必如上述诸国那样倾斜巨量的社会资源来应对过剩的人口问题。
以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数据看,那些基本完成了初步工业化的国家投入到工业生产的人口,一般都占总人口数量的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
与之相对的,那些在二十世纪后期就已经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政治实体,从事第一和第二产业,即工业和农业生产的人口,仅占总人口数量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智能化、无人化的科技经历二十世纪末的初步研发,到二十一世纪初逐步小规模应用,再到二十一世纪三十年代后开始逐步推广到了更多的行业。
在这个过程中,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全球化过程除了旨在消除贸易壁垒,以及更有助于资本与劳动力在创造剩余价值方面更“科学地分配”
外,伴随而来的也是一个基础科技和生产方式加速扩散的过程。
我们用更宏观的眼光看待二十一世纪初就已经达到类似汽车生产、烟草生产、电子产品生产等科技含量和利润都超越全行业平均水平的工厂,我们就不难发现后面数十年人类必将经历的变革。
上述这些站在大规模、密集型生产顶端的行业,从全球消费者数量来比较的话,它们所涉及的上下游产业工人总数是极其有限的。
比如,若用二十一世纪初期人们普遍使用的“手机”
这种通讯设备来说,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2030年代时,全球80亿人中有近60亿人日常使用手机,而全球从事手机制造行业的总人口,以及加上直接配合该行业的上下游行业,诸如采矿、运输、宣传、销售、研发等行业的总人数不足一千万人。
以此比例计算的话,“手机”
行业仅需要该产品全球消费人口的六百分之一,就可以满足全部的生产和服务需求。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烟草行业。
以2030年的情况来看,全球约50亿烟民,每年的烟草需求量约为十万亿支成品卷烟。
全球从事烟草种植、生产、销售以及相关行业的总人口数量与手机的情况类似,约为700万人。
这些人口里约有百分之五十左右,即近400万人是种植烟叶的农民,而从事工厂生产的人口全球不足300万人。
更有趣的数据是,按当时全球烟草行业的自动化和规模来划分的话,300万从事卷烟生产的产业工人中的一半,即那些区域性大规模烟草企业就提供了全球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烟草产能。
诸多发展中的国家和初步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用国家力量和政策介入的形式,试图延缓大规模智能化和自动化必然对诸国造成的失业,以及后续可能的社会问题。
众所周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以几个国家的力量很难阻挡历史的脚步。
2043年从i国、v国、n国、r国等国都有大量失业人口响应,数千万人的运动,成为了整个二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全人类最深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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